在红学发展史研究领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宋广波是一位格外勤奋的学者。他的目光集中在“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身上，前些年编著印行了《胡适红学年谱》、《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和《胡适与红学》等书，颇受同行赞誉。不久前，他又推出了《胡适批红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
《胡适批红集》（以下引文仅注页码）影印了作者在台北胡适纪念馆搜罗到的有关红学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是胡适在披阅各种红学书籍时所加的圈点批注。这些书籍包括《四松堂集》、《懋斋诗钞》、《春柳堂诗稿》、《绿烟琐窗集》、《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新证》、《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书录》、《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庚辰本、程乙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等，另有一些剪报、信札和手稿。除程乙本一种外，书籍都是大陆地区50年代的出版物，上边的圈点批注具体反映了身居海外的胡适对故国的关切、对故人的关注和对红学的关心。不管走到哪里，胡适还是胡适。多谢作者的一番辛劳，他让我们横渡大洋，跨越海峡，近距离领略了“我的朋友胡适之”当年的学人风采。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版）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红学专著，两年间印行6次，行销两万五千册，一时洛阳纸贵。胡适得到了一部，他在封面上题道：“此是香港翻印本？适之。”（P251）这是胡适的误会，大概他没有料到，俞平伯很快便适应了新社会的生存环境，“新红学”的第一部专著《红楼梦辨》得以顺利修订再版。胡适读得很细，在俞著上加了不少圈点，有时竟忍不住跟作者争辩起来。俞说：“雪芹不过叫宝玉出家，所以是平凡的。高鹗叫宝玉出世，所以是超越的。”胡批：“但原本开篇就说宝黛都是从天上来的！”（P270）此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俞讲：“看去如何平淡，《红楼梦》却成为我们中国过去文艺界中第一部奇书。”胡批：“实没有做到‘平淡’二字！”（P271）这是胡适的偏见，他把“平淡”二字评语看得很重，却不情愿用来褒扬曹雪芹的笔墨。俞著引《红楼梦》十三回“无不纳闷”等语，胡批：“此是何本？”（P273）他们都对秦可卿之死感兴趣。俞说：“更有一回书里缺一大段的。……脂甲戌本是有的，是原文固全，抄者漏写。这亦可证明脂庚本是蒙着原稿写的，所以可随便少钞一段也。”胡适在“证明”二字旁画了红叉，批道：“这是什么‘证明’？”（P274）胡适是对的，俞著的表述确实不够清楚。《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序言说：“这后四十回的来历，既不是甲辰本校者做的，又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胡批：“此不足奇怪。120回本先有钞本，后来才有排印本。”（P346）胡俞的此项基本共识颇为有理，与今日诸多学者的见解暗合，只是大家都还不能确定，后四十回的作者究系何人。据邹?《三借庐笔谈》记载，谈起《红楼梦》，多年的老友都会“几挥老拳”的。胡适在俞著上的批语，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他阅读俞著的时候，当体验到了同老友终日对坐，品茗话旧的乐趣。
对于俞平伯，胡适更多的是用心估量老友的境遇。《红楼梦研究》提到了“脂庚本”，胡批：“这是他见了脂庚本之后的话了。”（P258）《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12月版）前言讲甲戌本用的是“近人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胡批：“可见二周影钞本是不传观的。”（P325）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素昧平生的大学生周汝昌，周氏乃同四兄祜昌过录了一个副本。如今胡适了解到，周汝昌借与过陶洙，却不曾把副本给俞平伯使用。嗣后，胡适读到了周汝昌发表在1954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上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用红笔划出了“在考证方法上就会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笔者个人就是一个例子”（P392）等语。此时胡适当已完全明白，俞平伯与周汝昌的关系比较冷淡，志趣也不相投。
除了锺洛、袁水拍、周汝昌等打头阵的战斗檄文，胡适还细阅了王佩璋、冯雪峰、王若水、黎之、白盾、何其芳、张啸虎等人文章的剪报。他在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上批道：“此文很不高明。平伯叫这种妄人代写文章，真是自取其辱。”（P394）一向温文尔雅的胡博士也有愤怒的时候，他是在为老友的命运担忧。胡适仔细核算了李希凡和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篇幅，批道：“此文一万四千多字，无一字提到胡适。”（P448）又在《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三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6月版）《本书出版说明》上批道：“此册里，除了极少的几处提及‘胡适一流人’（页1）、‘胡适派的红学家’（页368）之外，完全是‘企图运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所以完全和我不相干了。胡适。”（P452）这当然不是庆幸，而是跟老友天各一方，却同病相怜。他对集子里的那些高谈阔论自是不以为然的，有时也免不了挖苦几句。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曹寅奏折，谈织造业状况，胡批：“这样用史料，真是糊涂，或是装糊涂！”（P453）他读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时的感受，大抵如是。
《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版）也是胡适浏览过的一本书。他曾向人夸耀，其作者周汝昌是自己的一个好徒弟。然而，善于广结人缘的胡适毕竟不是乡愿，而是大师。他乐于提携晚辈，更具超常的定力，既敢于坦承“我错了”（P303），又勇于坚持真理，指摘谬误。因此，独自翻阅《新证》，胡适随手勾划在上面的批语几乎全是贬词。好比批改学生作业，老师自然不必客套。《新证》根据贾元春形象及戚序本中的相关叙述，明言驳斥师尊视元妃为“虚构的人物”之说，而列“大姊，某，?长女，选入宫为嫔妃。（夭）”胡批：“此则大错。”（P288）再批：“戚本在三部古本中为最晚，似不足据。”（同上）又在《永宪录续编》“二女皆为王妃”及“封其家赀”等语上圈点，批道：“可见无一女入宫为妃嫔之事。”（P307）由此可知，即便是“新红学”自传说的创始人，也是不能苟同于《新证》曹贾互证的极端之举的。
不同于王国维，更不同于鲁迅，世人皆知胡适与周汝昌系师徒关系，那属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胡批：“跋中‘一九四七年秋天种因’即是那时他发见了敦敏的《懋斋诗钞》稿本。他写了一篇文字。我读了此文，写信给他，他来看我，我把‘脂砚斋评甲戌本’借给他，他拿回家乡去，同他哥哥缉堂两人合作，影钞了一本。《四松堂集》稿本也是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夜故意留赠北京大学，使他可以利用的。适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夜。”（P320）通信、接见、借书、留书……作为老师，胡适已然好到家了，难能可贵，谁遇上都是莫大的福气。
作为学生，周汝昌也确实从胡适那里得到了不少东西。《新证》引胡凤?与谢赐履两件奏折，胡批：“此二折均已见于我的《考证》。”（P304）《新证》类比曹?与贾政，胡批：“此亦是我已指出的。”（P308）《新证》引《寄怀曹雪芹》，胡批：“可见他已见了我的本子。”（P309）《新证》引《南村清明》，胡批：“可见他已见了我的本子。”（P311）至于周汝昌根据自己发现的材料所得出的结论，胡适最终未予认可。《新证》于癸未年下列“除夕雪芹故，年四十”，胡适将其勾到了壬午年下，“年四十”则圈删掉了（P316）。可见对于卒年癸未说、生年甲辰说及年寿四十说，胡适都是摇头的。
对待曹雪芹家世研究，胡适极为较真。《新证》于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列“曹寅自幼岐嶷颖异，侍帝读，通经史，工诗文”，胡适在“侍帝读”三字上画了个大黑叉，批道：“曹寅六岁已去江南，如何能‘伴帝读’？”（P291）又在《新证》引述邓之诚语以做凭据的一页上画了一道大黑杠，批道：“邓文如的记忆最不可靠。看我的《论学近著》一，247-349，又391。”（P292）邓氏的回忆和周氏的说法，至今仍有读者信从，胡适则在半个世纪前已予否定了。《新证》论述曹寅“出于徐乾学之门”，胡适在该页上画了个大叉子，批道：“韩序见257-258。‘同自出也’一语也许另有说法。曹寅似没有从徐乾学学。”（P293）再批：“下文266徐乾学题诗称‘子翁先生’，而自称‘弟徐乾学’。可证此说之误。同叶徐秉义诗‘呈荔翁先生存正’，也自称‘弟’。”（同上）又批：“徐乾学（一六三一至一六九四）是年六十一岁，乃称卅四岁的曹寅为‘子翁先生’，又称‘求正’。皆可证他们没有师生关系。”（P297）胡适还针对徐乾学《赠曹子清》中“涓埃岂云报，感恩泪盈把”的诗句批道：“徐乾学之政治的失败，在康熙廿八九年（一六八九至九○）。廿九年他告归，卅年革职。在此时期，曹寅必有援助他之处。”（P300）确实，未见任何材料能够证明曹寅“出于徐乾学之门”，周汝昌之说过于武断了。
对于史料的引用，胡适要求准确无讹。《新证》引雍正帝批李馥奏折，胡批：“此批当校阅。”（P305）再批：“此等批当与原折中语言同载，否则不成文理。”（同上）胡适的要求不过分。后来王利器作《红楼梦新证证误》，主要即指出《新证》引用史料的纰缪。早在三四十年代故宫《文献丛编》已刊行了包括曹寅、曹?、曹?、李煦奏折在内的大量清宫档案，李玄伯、严微青、周黎庵等均曾加以利用，考辨曹雪芹家世。至五六十年代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与《红楼梦卷》，7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出版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与《李煦奏折》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大的方便。相比之下，作为资料汇编的《新证》是打了些折扣的。这一点胡适已见及。
有些错误是常识性的，胡适也指了出来。《新证》引阎若璩《潜丘札记》卷六《赠曹子清侍郎四律》其三：“伊、陟仍传户（唐赵嘏上令狐相公诗‘荣同伊、陟传朱户’），延年但逊身。”胡适将“伊陟”中间的顿号点去，加上了专名号，批道：“伊陟是伊尹的儿子。”（P301）《新证》两次断开“伊陟”二字，且均缺专名号，表明引者不知其人。伊陟应该算是个历史文化名人了，他不仅有位历朝历代皆奉若神明的父亲，自己也做过商王太戊的相国，勋业卓著，其事并见《尚书》、《竹书纪年》及《史记》卷三《殷本纪》等，后世目为贤相，诗文中屡见。周氏不知伊陟，说不过去。阎诗下句有注：“汉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以父曾居此官，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是“延年”为单独一人之名，则不应割裂“伊陟”，懂得律诗的对仗要求即可。既引赵嘏诗上句，当知其下句“秀比王商入画图”。腰斩了伊陟，该如何处置王商？可是，直到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新证》，“伊陟”二字仍是被断开的。周氏2008年冬天便为《胡适批红集》拟妥了序言，希望他已读到老师的批语，晓得了伊陟其人。《新证》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列曹寅“进京遣嫁长女于镶红旗王子福彭”，胡适将“福彭”圈改为“讷尔苏”，批道：“上93-96已改版。此偶失校。”（P302）尽管属于技术性失误，但让一位母亲下嫁给两年后才出世的亲生儿子，错得未免离谱了些。1936年孟森在《八旗制度考实》中便列出了平郡王世系，包括讷尔苏与福彭袭爵的年份，对曹佳氏而言，谁是丈夫，谁是儿子，早已一目了然。
对于某些随意的说辞，胡适耐心更正，可辟讹传。《新证》关于王冈绘“曹雪芹小照”的记述，以假为真，胡适在该页画了条黑杠，批道：“此李君即李祖韩，其手卷，有许多人题赠送其乞休南归诗，中有几个皇子送师傅南归诗。”（P310）再批：“此误也。此即李祖韩藏的‘行乐图’，其人字雪琴，乃翰林老前辈，为高宗诸皇子师傅，但不姓曹也。”（P313）这是一桩著名的红学公案，可参看胡适《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新证》以戚序本为证，提出“前四十回为一段落，曾经先刊”之说，胡批：“四十回似是第一个段落，但刊本之说必不可信。有正书局有二本。初出本大字，即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本也。后来另出小字本。周君未见初石印大字本。”（P313）这就怪了。据周汝昌回忆，1948年秋胡适曾假手孙楷第“把有正书局的石印的戚序大字本和手写本《四松堂集》借给了我”（卷首第1页）。莫非老师记错了？照理说，胡适写这条批语是在1954年，事情才过去6年，他的记忆力当不至于糟糕到将有作无的地步。实际上，目前也看不到胡适曾把戚序大字本借给周氏的可靠依据。因此，周氏自云1948年“我开始细校甲戌、庚辰、戚序三真本”（同上）之说，似不可信。正文与序言多方龃龉，师徒阴阳斗嘴，也是《胡适批红集》的一个奇观。
师父最不赞同以致大动肝火的，恰恰是徒弟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说，一即乾隆帝授意和?命高鹗“删削”并“伪续”《红楼梦》而“付武英殿刊印”说（作者后称“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特大的阴谋毒计”），二即脂砚斋是史湘云说（作者去年自诩为平生“最得意、最精彩”的“考证”）。这两样新奇别致的故事，梅节称为“龙门红学”的经典范例，乃周汝昌一生钻研《红楼梦》的“悟”的结晶。然而，对于武英殿传奇，胡批：“妄说！”（P315）再批：“此等妄说，如何可信？”（同上）对于史湘云传奇，胡批：“此亦妄说！”（同上）又针对《新证》所引庚辰本二十三回丁亥夏畸笏叟眉批“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云云，批道：“此批当然不是女人口气。”（P318）显而易见，胡适坚决反对厚诬古人（尤其是高鹗）的“妄说”，也是明确否定脂砚即湘云的“妄说”的。周汝昌只有“大胆的假设”，没有“小心的求证”，何况反证俯拾即是，胡适当然不能接受。
通观学生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著述，总体上恐怕没有把老师治学的精髓学到手，却把那些负面的皮毛（如曹贾互证）推向了峰巅。物极必反，新索隐遂同“旧红学”欣然汇合，周氏终于没有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而是做了王（梦阮）、沈（瓶庵）、蔡（孑民）、邓（狂言）诸公的衣钵传人。从这个角度看，徒弟不认师父也自有其道理。胡适在覆吴相湘函中说：“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就的徒弟……周书中接受我的成分太多。”（卷首第20页）这未免一厢情愿了。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懋斋诗钞》（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版），胡适在扉页上题道：“程靖宇（绥楚）寄来的。我猜疑是周汝昌兄弟托他转寄给我的。”（P41）这未免自作多情了。之后的曲折且不论，事实已明，半个世纪前，对于《新证》及其作者，胡适热情地表扬过，也严厉地训斥过。总的来看，那是程度相当可观的保留态度。生前他已在《新证》上点出什么是“妄说”，及至身后，徒弟愿意走哪条路，结果如何，都不该让胡适负责。
由于考据方法及自叙传说，眼下有的红学史家将胡适、俞平伯与周汝昌混为一谈，实欠考虑。胡适主张“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俞平伯早已反省并抛弃自传说，周汝昌则为新索隐，他们有着本质的差别，不宜相提并论。真正坚持了红学考据派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学者，是一生坎坷的俞平伯。1954年秋冬之际，遥望着大陆上的红学风云，胡适对俞平伯是那样的关怀，绝非只因友情而已。恰在此时，他读到了《新证》，他在上面所加的批评意见，当然是出于公心。胡适的这些卓识，对于我们认清新索隐派的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本质，是大有启发的。
学术乃天下公器。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资源得以全面共享，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极大助力。《胡适批红集》好就好在它汇集并公布了第一手材料，揭示了不少历史真相。否则，上述浅见虽然肤泛，却也不易得出，或者讲不透彻，难以取信于读者。此书内容尚多，匆匆所谈只是聊举数例，管窥蠡测而已。它在红学史研究方面的特殊意义，无须再强调了。最后凑个顺口溜煞尾：我入红楼似白痴，宋郎弹指定犹疑。寒烟注目倚山阁，又见当年胡适之。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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